那一年的北京美得像北平

摄影/林旭航大帅哥

美好得让人忘乎所以

2009 年的时候,我和江东在北京,最穷的时候,冬天那么难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电热毯,一只三百瓦的取暖器。一人一台旧笔记本,我缩在床上,他蜷在二手市场买来的旧沙发里,舍不得点灯,就着取暖器明黄的光,手指像飞快的马蹄,哒哒哒写着几乎卖不出钱的剧本。

我们还有一口烧蜂窝煤的炉子,到了饭点的时候江大厨就要出马,切一棵水灵灵的大白菜,放几片腊肉,再下两把面条儿,搁两个鸡蛋,捞出来滋溜滋溜吃得倍儿香。日子是真的苦,好在年轻,又是在北京,皇城底下,穷也穷得底气十足。

冬天快过去的时候,江东买一块抹茶蛋糕上面插一根蜡烛给我过生日,24岁,我嘴里含着甜蜜的蛋糕仰着头向我最爱的人许愿。我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住上有暖气的屋子,每周有蛋糕吃,每天都可以见到你。”

他把手搭在我的脑袋上,学上帝老头儿说:“我知道了,不久就会实现。”

我踮起脚,吻了吻他的额头。

那时候很多事都能令我们快乐,比如一个早春午后,阳光好得把所有在胡同里冬眠了几个月的人们都晒了出来,大家像晒棉被一样舒服地晒着自己。我和江东混迹其中,用我们的白菜腊肉汤面换来了一个小模特的曲奇饼干和一个内蒙画家的红茶。我记得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我和江东在温暖的阳光里懒洋洋地望着彼此,手里捂着红茶,再吃一块香香的曲奇,忘记了寒冷和贫穷,以及生命里所有的冷眼。天空晴朗而高远,槐树像老人一样慈祥,鸽子在檐上扑腾一下飞走,沙尘暴还没有来。这样的春天美好得让人忘乎所以。

那个春天结束的时候,我放弃了写剧本,成功应聘一个法国人开的外贸公司当翻译。我们趿着人字拖去秀水挑了一套看上去很不赖的正装,还下了次馆子小酌以作庆祝。散步回来的路上玩踩影子的游戏,走走停停也拉开了一段距离。江东站在原地等我,冲我喊:“赵朗,好好干。”

我说:“江东,你也是。”

如何度过黯淡的时光

起初工作的那几个月我们的生活温馨而井然有序,每天早晨我都可以带一个江东连夜做好的便当去公司,穿戴整齐后拎着高跟鞋再悄悄地折回来,江东还在睡觉,但会迷迷糊糊地亲我一下。

下班回来倒两班地铁,虽然饿得饥肠辘辘,可是一推开门就会有可口的饭菜等待着我。吃完晚饭我们会在胡同里遛弯儿,江东和我讲一讲他新写的东西,我会说公司里的八卦作为交换。

每个月我们会去小剧场看几次话剧,在麦当劳吃一个巨无霸然后睡眼惺忪地坐在末班地铁上,我的脑袋不停地低下去,江东眼疾手快地捧住,把我抱在他怀里睡。

那时候我们是那么快乐。快乐地在2010年的冬天搬进了一间有暖气的一居室里,虽然房子有些年头,交通也更加不便,但是有暖气就弥补了一切。那些冷得滴水成冰的夜晚里,我头枕在江东的腿上,听着暖气管里咕噜咕噜的水声,好像炉子上一锅煮得奶白奶白的鲫鱼汤。我问江东:“我们什么时候结婚。”他把一颗珍贵的、用热水泡过的草莓塞进我嘴里,“很快很快。”

我的工作很受法国老板的赏识,他给我加了一次薪水,理所当然我工作重了很多,不仅做翻译,还兼了一部分接单员的活,为此我不得不一次次加班。舍不得出去吃晚饭,只是去全家买一个半价的便当加热一下应付了事。

江东还是很不顺利,搜肠刮肚写出来的剧本依然没有人要。

为了贴补家用,他不得不去接一些他不喜欢的活,比如为一个成功商人写一些歌功颂德的采访稿,或是写一些惊险诡异毫无逻辑可言的悬疑小说。像旧时沽字买酒的落魄文人,这样的现状令他焦虑而无望。我也是在无数次争吵、分手、复合、互相折磨以后才恍然想到,那些我疲于工作赚钱不在家的白天和夜晚,江东一个人在空空落落的家里,他是如何度过那些黯淡的时光。

就像他后来说的:“赵朗,你一个人跑得太远了。你总说我们分手是因为钱,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根本不是这样的。2009年的时候我们最穷,却是最最快乐。”

一床清冷的月光

这样的生活令我看不到希望,我变得越来越焦虑,并且把这种焦虑全都发作在江东身上,挑剔他做的饭菜难吃,在半夜写稿影响我睡觉,甚至他抽几块钱一包的香烟都被我斥责为不懂事,我把烟揉碎了扔进垃圾桶,把自己锁在厕所里哭。我害怕这样的生活,这样日复一日挣扎着、奋力地保护着我们的小生活。

江东在门口轻轻叩了叩门,“赵朗,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这样的话令我更加难过,我打开淋浴洗澡,倾泻而下的热水落在我的身上,覆盖了江东在门外说的话。

我走出去时家里空无一人,江东不知去哪了,但是电热毯已经开好,我摸着温热的床,想到我对江东的苛责,又是愧疚又是心疼。和衣躺在床上等他回来,迷迷糊糊睡着了,感觉有一双手轻轻地拢着潮湿的头发,电吹风柔柔地呼出热风。我抱住江东向他道歉、认错,他也原谅了我。

我们都以为以后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然而当生活所有的重担全都压在我身上时,我变成了一个脾气糟糕随时会面目狰狞发火的女人。我们进入一个死循环,我总是不停地伤害江东,再苦苦求他原谅,求他回来。最后,我们都精疲力竭,江东看我的眼神,恐惧多于爱意,他颓丧地低下了头。

“赵朗,我是你的爱人,我不是你养的狗。”江东执意搬回以前我们住的那个旧胡同,他说他在我身边的时候焦虑不安,暂时分开一阵可能对谁都好。“赵朗,也是再让你想明白,你是真的爱我还是只是习惯了和我在一起。”

江东刚搬出去的那一阵,我总是在夜里恍惚听到他一个人在本子上沙沙写故事的声音,半夜哭醒他不在身边,一床清冷的月光。我鼓起勇气打他的手机,显示是停机,为他充值了再打过去,他已经关机了。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算不算分手。

我的法国老板吕比安请我们员工聚餐,在新开的日本料理自助,我心中郁闷,一杯杯喝着甘醇的清酒,想起从前喝醉时我总爱紧紧地抓着江东的手。悲从中来,躲去厕所哭。出来的时候吕比安正好在门口,扶了我一把。送我进包厢前他凑在我耳边用法语说:“你今天穿Bra 了吗?如果没有的话,你的胸形可真美。”

我面红耳赤,又不敢当场发作,坐回人群中,只能任由胸口一团怒火不停地烧,又是委屈又是害怕,手紧紧握着手机,打给江东,他挂掉了我的电话。

一串葡萄你怎么吃

散了场我打车去找江东,深夜走在那条逼仄的小巷子里,所有前尘往事一幕幕在眼前淡入又淡出。我以前给江东做过一个心理测验,一串葡萄你怎么吃,是先吃最甜的还是先吃最酸的。江东选择后者,而我选了前者,所以江东有希望,我只拥有回忆,而回忆是无济于事的。

江东不在家。我在门口坐着等了他很久,直到凌晨三点。那些期待、失落、绝望的心情都一点点蒸发干净了。我也终于承认,我和江东就像是被命运偶然捡进同一个口袋里的两颗石子,后来走散了,就再也没有那样的运气回到同一个口袋。

我没有辞职,相反利用吕比安对我的一丝好感我在职场发展得更加好。一年以后我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办公室,采光极好,冬天就像泡在阳光里。很多人羡慕我,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走在钢索上的人,我依靠了最不值得依靠的东西。因而更加拼命地工作,加班至深夜从写字楼走出来,兜头下起了大雪,路灯下看得真切,天空裂开来,亿万个碎片从苍穹掉落下来,美不胜收。但是不敢多看,太凄凉了。

拦不到出租车,索性抱着手臂在路灯下慢慢地走,不自觉哼起了歌,“我要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路遥远,我们一起走……”这样的天寒地冻,我也没有哭。

我只是想念江东,提了一袋啤酒去看他。这一年我们断断续续有联系,江东也渐渐好起来,写了两部不错的话剧,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大家喊他江老师,江老师。他仍住在我们从前的小胡同里,我去的时候,他和几个学生在拍话剧,席地而坐,人人抽着烟提神。江东的身边有个娇小的女孩,手中捧着一杯热茶,一张没有被名利洗过的脸。我在门口静静看着,觉得我和这样的景象,这样的世界阔别很久,我突然就不敢进去了,把啤酒放在门口,轻手轻脚地走了。

我想起我最爱江东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趴在他的胸口,闻着他的呼吸才能安心睡着。这些江东不会知道,就像我也不知道,在那些吵得面红耳赤的夜晚,他总会在我睡着以后抱一抱我,说他爱我。

像一根钢针戳穿了我

2013年江东决定回老家,我去火车站送他,令我有些意外,那个娇小的女孩没有和他一起回去。我没有问,因为已经没有资格再问出口,只能似旧日好友一样慎重地抱一抱他。他问我:“赵朗,你想一起回去吗?”我摇了摇头,我不是从前的赵朗了。

江东离开北京以后,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空了,我告诉自己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失眠厌食,早上起来头发一抓掉一大把。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江东对我的意义,我们可以分手、可以很少联系,只要他在,我就觉得身后有一条退路。可是江东一走,我懂得了一个女人,从头到尾,从生到死,物质到灵魂全攥在自己手里是多么的恐惧。

以前我听说北京每一天早晨平均有47个白领死于车祸。他们打扮得光鲜亮丽,匆匆走出家门,嘭一声,就烟消云散了。然后有一天清晨,我就站在街头亲眼目睹了这一场车祸,那个女生跑得比我快一步,为了和我抢同一辆出租车,就在几秒间,被对面开过来的一辆车撞飞出几米远,血渐渐漫出来,场面惊骇。她竟是替我踏上了死途。我站在烈日下心有余悸,害怕惊恐到极点,喘不上气来。我突然感到了生命的荒谬感,它像一根钢针戳穿了我。

我坐在路旁许久许久,然后没有再去公司,而是直接掉头去了车站。

我决定去找江东,搭火车,再换长途车,后半夜起了台风,风在车厢里灌进来又灌出去,气势汹汹。我一直紧紧握着双手,浑身僵硬得像一尊石像。

你们热衷看电影的话,知道出现这一幕千山万水,押着全部身家奔赴的场面之后大抵跟着意外。是的,不过现世安稳,谁都没有死。只是对江东来说我就是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他和那个站在他身边捧一杯热茶的女孩平静的生活。“我差一丁点就死了,劫后余生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来找你。”这话到嘴边硬是被我吞了下去。

江东连夜送我去长途车站,黯然地说:“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

我说:“我也以为我不会回来了。”

之后我们谁也没有说话,江东安静地举着手电筒,照亮前面一小片石子路,反复提醒我当心,不要摔着。我落在他身后,在一片漆黑里,无声地落泪。我安慰自己:会回来的,以后等你老了,就回来养老。

在黑暗里照亮前面的路

2013年年尾我终于可以换新居,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整理旧家具,在床底扫出旧日江东给我写的信、日记、电影票根,种种旧物,我擦干净灰尘,小心地收起来。我不怪江东这么快就能投入地去爱一个人,相反想起他时我觉得很温暖,就像那最后一晚他用手电筒在黑暗里照亮我前面的路,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就变成了这样一只手电筒,一点微微的光就够了。尽管心里那么遗憾,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我搬了新家,买了一只更大的冰箱,把这些信、日记密封了放进去好好保鲜。我的生活还是继续着,得意总比失意多。太累太倦的时候就把这些日记拿出来,像取出一个冻结的美梦,把它融化,把它烧开,然后我慢慢地坐下来,用它来浸泡我冰冷的双脚。

它们走了这么远,真的不容易。

命运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那一瞬有所错过,缘分就只是缘分,奋力过再无声息。

好在还有梦,梦见那条阳光笼罩下的胡同,鸽哨悠扬,过往的那些旧年月幽暗生辉,那一年的北京美得不像北京,像美好时代里的北平,我们气象峥嵘地爱过,也偃旗息鼓地败北。

(文/陆小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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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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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2月31日,我来北京的第三个月。那天我拿着同事给的赵传演唱会的门票,下班后换了两趟地铁,一个人去五棵松体育馆看演出。我不喜欢这个歌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大约只是不想一个人跨年。也许去现场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整场演唱会中没有尖叫也没有荧光棒。可是当这个又丑又老的男人开口唱“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我一下就哭得像个傻逼。那年我24岁,生命中第一次哭着跨年。我至今都能记得那时候心酸的滋味,但我至今都说不清彼时流泪的原因。

2009年6月,我从家乡哈尔滨的某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年底,经过入职考试加上父母托关系,我进入某大学附属高中,成为语文组的一名教师,主要教顽皮不羁又家境优越的艺术生,让他们在几个月后的高考中能进入理想的大学。2010年3月,因为当时面世不久的新浪微博突然加了“测试版”符号,加上之前同类网站“饭否”被封,网上疯传微博要被和谐。当时我的微博只有一千多粉丝,都是当年“饭否”上一起嘻嘻哈哈的朋友。某天晚上,我收到了一个女孩儿的私信,她说:我挺喜欢你的,我怕微博挂了以后找不到你,我能把你的语录整理成一个帖子吗?我说行,反正我平时也是自言自语玩儿的,你随便。几天之后的一个中午,我因为下午第一节没课,破例在午休时间从学校回家吃午饭,打开电脑,第一眼看到的是消息框提示:你有10000个新粉丝,7200条转发,3900条评论。我当时心跳到嗓子眼,说实在的是吓坏了,随手点开几条评论才清楚了原因:那个留言给我的姑娘整理了我的100条语录发在当时某个热门论坛,于是一夜之间,粉丝纷至沓来。

我的第一反应是自己会被校方开除,我知道网络时代人肉一个人有多么容易。校领导如果知道自己的员工突然成了网络红人会是什么表情,学生家长如果知道孩子的语文老师是个口无遮拦的姑娘会是什么态度,这不难想象。我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删除了所有我之前发布过的个人照片和带个人明确消息和@周围朋友的微博,我想保护我的学生保护我的家人,起码他们不至于被推到风口浪尖。整个一下午,我都在紧张中度过,粉丝数还在不断攀升。之后的3天,我没更新任何一条微博。我没法冬眠,我还得上班,但是我可以装死,或者装死狗。我知道,这种时候,我该做的唯一一件事儿就是闭嘴。

到2010年6月,我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一切似乎没我想的那么坏。期间打扰我的只有莫名其妙的评论和连绵不断的私信。两个月后,我收到一条私信,大意是问我愿意给他们写专栏么?我没回复。第二条私信很快发来,还是这个人,他问我,你愿意来北京做杂志编辑吗?我看到他的微博认证是某杂志主编。

因为正值暑假,我有的是时间想事儿,一周之后,我做了最后的决定。一个下午,我带着辞职报告跟校长谈了一次,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已经彻底告别了自己的教师生涯。回家后,我才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他们先是惊讶,因为在此之前我没跟他们透露一点儿相关消息,他们的讶异很快就变为愤怒,他们知道一份高中教师的工作对一个生活在哈尔滨的23岁姑娘而言,其实足够。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为一个在网上结识的人的一句话,辞职去千里之外的北京,也不知道之前没有一点编辑经验的我突然跑到北京到底能做点儿什么。确定我已经辞职之后,他们开始沉默,整个家陷入一种可怕的死静。10天后我启程,母亲默默为我收拾了行囊。后来,我妈才告诉我,我做警察的父亲在得知我辞职消息的当天就来了一趟北京,专门跑到我要工作的公司来彻彻底底地打听了一通,确定靠谱之后,才默许我离开家。

来北京的第一段日子,我借住在一个朋友的朋友家,只因为她住就在我公司对面,再远点儿我可能不认识路。我要做的版面是两性与健康,这对于一个之前性生活对象只有大学男友一人的姑娘而言实在滑稽。不过一切容不得我选择,这对我而言不是安排,是任务。

几个月后,我已经见过所有之前认识的在北京工作的网友们。我依然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工作还没转正期间,我那些微薄的工资几乎都用来晚上和朋友吃饭来回打车用,当老师时攒下的工资也基本上花了个精光。总是在别人家叨扰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笔钱租了间房,房主是对儿北京的老夫妻,两个人住在破旧到不行的楼里,只住两室中的一间,另一间租给我。坏消息是窗户摇摇欲坠,好消息是距离公司近且价格便宜。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在喝酒,没有一天不在凌晨才回家。每天穿着大眼儿的丝袜,蹬着高跟鞋,两根手指夹着根烟,给自己涂个大红色的嘴巴走在这个城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非要这么干,但我只知道,如果当时的我任凭自己的状态消沉下去,我很可能在某个周末被压抑扼死在那个破旧的小屋里。我于是开始跟莫名其妙的男人上床,用高潮告诉自己:我还活着,而且必须活下去。这种想法如今想起来很滑稽,但却是我当时的唯一念头。

没人瞧不起我。没人给我冷眼,我只是突然觉得自己渺小。我按照之前做教师时的工资提了薪资要求,可这个数字在北京这个城市仍显得少到可怜。有时候,我会在下班之后坐在人潮拥挤的国贸地铁口拎着一瓶啤酒看周围的人:他们个个行色匆匆,好像这个城市一直需要他们;他们好像永远那么忙,好像他们就是这个城市未来命运的决定者;他们总说“下班了,回家”。可我总是想:这个城市真的是他们的家吗?能让自己睡个觉的地方就是家吗?他们真的需要一个每平米要支付5万块才能买下来的家吗?我们每个人好像一直都在跑,却总觉得自己把心和最后一点安全感落在了千里之遥的家乡。

我开始强迫自己找个北京籍男友,我希望这么做能换来内心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我知道有了他我就不必再到处问路;我知道有了他我不用住在冬天盖3床被子才能暖和起来的旧房子里;我知道有了他我能有个关于明天的期许;我也知道,有了他也许我就不会让我的孩子跟我一样,不得不面对初到大城市的怅惘。

当我的男朋友第一次带我回家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到新楼盘里的气派的大宅门,那是一幢破旧的小楼,电梯里黑咕隆咚,开门的是两位老人,我低下头默默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他母亲在厨房里问他:“怎么是个外地姑娘……”

2011年,因为连续喝酒熬夜和不规律生活,我生了场大病,父母闻讯赶来,给我单独租了一间房子。他们跟我说:回去吧,回家怎么都比这样强。我就乐了,我说我来了就不打算走,要是这么走了我之前受的这些就全白费了。我妈开始掉眼泪,她说我知道你过得不好。我说真的,我过得挺好,我要是真过得不好,我都活不到今天。

之后的日子我开始老实地生活,大约是之前过剩的荷尔蒙都被那一场病搞得消失殆尽,再不需要酒精和彻夜狂欢来消耗它们。我发现日子竟然也能这么顺理成章地过,我再也不在意北京户口,我再也不羡慕三环有房,我再不动辄就长吁短叹,我再也不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事到如今,除了每个月让自己活得不再拮据之外,我还能掏出一大笔银子补贴父母。当赚钱、买房这类事情都有可能靠自己本事实现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些之前以为永远不会过去的东西,竟然就这么简单地过去了。上个月拿钱给我妈的时候,坐在一边的我爸沉默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话:“没想到,你还是翅膀硬了。”

我仍然不劝所有刚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孩子把这个城市作为毕业后就业的首选。我爱过这个城市:我喜欢京腔,我喜欢密布的胡同,我喜欢下午的后海。是的,你可以在这个城市赚到更多钱,这个城市遍地都是机会。但你也要知道,你要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如果手里已经端稳了一个饭碗,想换个更好的饭碗,你可以来这里;不过如果你此时手里并没有一个吃饭的家伙,想来这儿张开手讨口饭吃的时候,你就要清楚,你可能要下跪。

新年开始的时候,身旁的几个朋友先后离开了北京,选择回家乡去继续工作和生活。走的时候他们跟我说:“当时觉得非来北京不可,现在突然觉得,活着是让自己自在快乐的,这个最重要。”我听着倒是像突然明白了点儿什么。好吧,这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城市,我没本事让自己成为你孕育的孩子,但我起码能让自己不死在你怀中。

(作者/暖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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